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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尽蒙尘现初辉—晋商牛家大院秘闻

山西杏花村  2010年11月27日 来源:汾州乡情  作者:李应杰


 

  电视剧《乔家大院》热播以来,许多地方的晋商大院都成了方兴未艾的旅游热点。汾商本来就是晋商中一支强大的劲旅,可以自信地说,在当今汾阳,修复后能产生巨大轰动效应的老宅院确实不少,南水井街牛家大院,就是其中的一座。如果细说起来,这座古老的大院里,还积淀着别处无可比拟的特殊内容,以及鲜为人知的曲折历史。

  牛家大院坐落在县城西北隅,那一带早就是一块官邸森严的禁地。上世纪初,在清代汾州府同知衙门、参将府署的废墟上,奇迹般地出现了两大片中西结合的典雅建筑群———教会医院和私立铭义中学。在铭中东南的基督教区,还耸起一座造型酷似昂首巨人状的巍峨钟楼。当时,它就是汾阳城内最高大的建筑了,行人从街上走过,几里外就看得清楼顶像绅士帽沿般翘起的楼檐,犹如双目圆睁似的楼窗,像鼻梁坚挺的竖形百叶窗。它虎视耽耽,鹤立鸡群,典雅、高贵中流溢着一股冷峻与霸气。人们敬而远之,称其为洋楼。

  就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而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汾阳古城几百年前就是堂而皇之的汾州府所在地,怎么眨眼间占全城总面四分之一的地方就成了外国领地?根子还在清王朝的腐败和丧权辰国的《庚子条约》。清代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在汾阳也杀了基督教的神职人员,汾阳承担的赔款就多而重。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英美人比日本鬼子强多了,同样是索赔,白花花的银子都流进了日本人的腰包,而美国和英国却用赔款在当地建起医院和中学,从政治历史上定位,它依然是列强侵华的见证。然而,客观上则促进了近代汾阳文明、开放与繁荣的历史进程。

  在那座洋楼之南,当时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靠南有一座古井亭,亭下有一眼旺盛的甜水井。据说是明代永乐初年“庆成王”建老府时,请江南金陵的著名风水先生探测定位,凿成后井泉奇旺,故名“南水井”。后来,庆成郡王府移建今太和桥街北,南水井从此成了全城百姓沾益受惠的主要甜水之源。

  据说,牛家大院的创建者牛映星,早在清代宣统元年就看中了南水井之西的地方,掏银子买下并到县衙门备了案。而洋人窥视这一带也久了。光绪十六年(1890),就先在其北建起了教会的礼拜场所,同时,也将这一带全部列入扩建规划。光绪二十一年(1901)洋楼落成,其势力范围一步步向南紧逼。十几年后,基督教在铭义中学以南扩大“神道学院”,牛家的宅基终于成为一个“钉子”,矛盾也一触即发。

  提起牛映星,人们都觉得生疏,说到牛允宽,在汾阳地面上却如雷灌耳。他父亲叫牛洵,清末秀才,牛映星是其长子,字允宽,以家族排行第七,人们俗称“牛七”。大约是清同治年间,牛允宽跟着孝义昔页颉堡他姑夫田澍云外出经商,从学徒开始,二十多年间就当上了“璧光发”洋行兼商贸行的董事长。他的商业足迹从国内的河北张家口市起步,延伸到中蒙边界的恰克图、库伦、俄国的莫斯科、日本的东京,德国的柏林,以至于和斯拉夫巨商、巴尔干半岛的欧商相抗衡,成为了横跨欧亚大陆,腰缠数百万的晋商巨子。

  民国初年,牛允宽回到汾阳隆重葬父,教会的扩建工程也紧锣密鼓地铺开。牛家的院基夹在教会与神道学院中间,既影响洋人的体面,又不利于其管理,洋人便寸士必争。先是利用国际惯例照会县国民政府,想动用官方出面摆平。当时,清王朝已衰亡,但年轻的中华民国积贫积弱,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那面三色旗根本覆盖不住辽阔的国土,地方政府更软弱无奈。牛允宽先生认为,他祖祖辈辈生息在这块土地上,在已花了银子的土地上建宅院,难道也物不由主?于是,教会方面寸土必争、欲以重金再从牛家手中收购地基。牛允宽却寸土不让,即便寸土寸金也毫不动摇。由此看来,牛允宽先生真算得上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在那样复杂的社会条件下,他以一介儒商的身份,单枪匹马与洋人抗衡周旋,最终把自己的豪华宅院建在祖先的土地上,至今想起来都让人肃然起敬!

  大约是民国初年,牛家大院也开工了,牛允宽从俄罗斯带回了设计图纸,从北京、天津购进了装饰材料,请家乡姓宋的建筑世家监工,整整用了十几年时间,把一座宏伟的大宅院风风光光建立起来,这一带从此形成了一条幽静的小街,街名就叫“南水井”。

  南水井街牛家大院坐西朝东,南北跨座约50余米,临街为磨砖青墙,有三座街门,南二门常闭,拱额沿线镶仿木砖雕图案。正门居北,方形拱门,两侧砌外八字形冀壁,门前有七层青石台阶。大门两侧的门下墙体内伸出两块青石,一头凿出石槽,可嵌进40公分高,5寸厚的门坎,另一头伸出街门为石墩,上面卧两头石狮子。院墙顶部通体沿线砌一排溜碟口。整座大院分前后院、南北偏院、花园等五部分。前院为四合大院,以西为上耸立15孔坚固的窑洞。中间五孔为正窑,两侧各五孔后缩约 3米,窑洞前各有拱券形走廊,由16根罗马风格的磨砖圆柱支撑,总体上体现了俄罗斯欧式古典建筑的雄伟、宏畅、坚固与大气。

    正庭门顶镶砖额,内刻“桂踪燕德”四字。南窑前刻“勤补拙”,北窑洞前刻“俭养廉”。这三副嵌额既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治家格言,也蕴含了晋商创业的精神内涵,是牛允宽先生富而不侈,并以此训子心态的写照。院内青砖漫地,宽敞自如,两侧栽种着从俄国引进的藤罗架和花卉。

  南水井街牛家大院始建于牛允宽的商务生涯如日中天时期,里面居住着老母亲和他一母同胞的四个弟媳以及下一代人。宅院落成后,他与三弟映庚继续旅俄经商,二弟映斗是前清的举人,当地的绅士,与母亲一起掌管家事。这也是牛允宽当年走口外的心愿。同辈人在他经济后盾的支持下成材发达,又在城内的指巷、黑楼底、府学街、面巷内建起了典雅的四合院分宅,南水井街的老院子,就成了牛氏家族门庭兴旺的大本营。

    1936年春,牛允宽先生突然脑溢血病故,终年66岁。灵柩运回故乡后,国内外唁电接踪而至,省城的政要、地方的名流纷纷致祭,大宅院变成了幡帐的海洋。

     1938年初春,巨大的灾难再次压下。侵汾日冠进城后的第二天上午,一中队鬼子兵来到大院外,用枪托猛砸紧闭的大门,同时发出野兽般的嗥叫。此前,大院中的几十口子妇孺孩童都已经躲进了一墙之隔的基督教会内避难,有一位牛氏夫人颤颤禁禁地开了大门。日本鬼子长躯直入前院内,还是这位夫人胆大沉着,她早年跟丈夫居住天津时,和日本侨民的接触中学会些日文。她用日语和鬼子兵对话了很久,鬼子放弃了大肆洗劫的念头,看见这座宅子门高墙厚,窑顶是全城的制高点,于是将旅团司令部搬了进来,古色古香的牛家大院按上了电台,架上了机关枪,从此成了侵汾日酋的魔窟。更不幸的是1941年秋,抗日战争已进入了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华北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却信念动摇,由抗战转向妥协。 8月12日,他派赵承绶来到汾阳,在牛家大院内和日寇岩松义雄等人开始了秘密谈制。 9月11日,与日本驻山西派遣军代表楠秀吉,共同签署了卖国投降的日阎《汾阳协定》。牛家大院从此被蒙上了一层耻辱,这是牛允宽先生当年不可能预料的民族悲剧。

  4年后的1945年 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贪婪的日本鬼子虽然放下了屠刀,但掠夺的本性并没有丝毫收敛,临撤退前又大肆洗劫了牛家大院,将宅院内的古玩字画、珍贵家俱、俄式日用品装满 30辆大卡车,才在中国人的眼皮底下公开离去,把一座空荡荡的宅院给了牛家的后代。

  新中国成立后,牛家大院成为了晋绥边区政府下辖的粮库,后来又成了汾阳县粮食局的直属粮库,20世纪80年代移交给政府房管部门,变成了十几户人家共处的民居。

  牛家大院的曲折经历,以及它大致完好的建筑结构,蕴含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积淀,日寇侵华和阎老西的《汾阳协定》,本身就是沉甸甸的反面历史教材,如果把这一切都收集起来,让这里变成一座民族不幸的文史馆,让这一切经常在人们的心头警钟长鸣,它的开发利用价值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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